地球环保和心灵环保
自从看了美国前副总统Al Gore的《An Inconvenient Truth》影片之后，对“地球生病了”这一个概念，有着更深一层的体会。
是的，我们的地球生病了。从许多迹象来看，也的确如此。看到世界各地频频发生的地震、风灾、水灾等，大家都能直接感受到，地球已经不再是之前健康的模样，已经开始“老化”、开始“病”了。
我的小孩从学校回来，问他的母亲：“上帝为什么要惩罚地球？地球做错了什么？”。原来学校教学的主题是“绿化”，学校想在小孩的幼小心灵上，播下环保和绿化环境的种子。小孩的问题好像“天问”，实在不容易回答。地球何错哉？人类才是罪魁祸首。如果这个地球没有人类，相信地球不至于“病”得这么严重。
我在学校服务，有机会接触许多年轻学子。相对于环境保护的急迫性，我反而认为，我们年轻一代“心灵受污染”的程度，也相当严重。心灵环保的工作，也同样需要在幼小时期，进行一些教育的工作。
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有些小孩很有情绪、会甩脾气。这类孩子若没有获得良好的引导，长大之后，一定会带给周遭的人许多苦难。轻微一点的，只是人际关系不佳、处处碰壁；严重一些的，则会伤人伤己，引起很多不必要的困扰。
身为家长的必须要学习如何疏导小孩的情绪，确保小孩的心灵不会受到不良情绪的污染。许多家长在还没有了解如何教养小孩的情况之下，就成了父母。如何教养孩子、如何引导孩子，其实许多父母一点概念都没有。父母需要成长，需要学习。除了学习如何疏导本身的情绪外，也学习教导小孩如何抒发情绪。有了良好的疏导情绪能力，才能洁净心灵，才有办法免除“污染”。
有毒素的食物，我们会知道要避免摄取。有毒素的情绪，我们却选择沉浸其中，最终万毒侵心。
为了拥有健康的心灵，我们必须进行“心灵环保”的工作。我觉得心灵环保比地球环保更加重要。希望大家也有这样的体会。
2008年6月10日 星期二
2008年5月8日 星期四
申请脱教获得槟回教法庭批准 宗教自由向前跨一步
陈燕芳申请脱教
槟回教法庭批准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php?n=6699
陈燕芳(Siti Fatimah Abdullah)因离婚而申请脱离伊斯兰教获得槟城回教法庭批准，这真是我国宗教自由的一大成就。
这是308大选后，我国人民尝到的另一个喜讯。这个好消息多少冲淡了政府准备以煽动法令来提控Raja Petra的坏消息。
Raja Petra是一位真汉子，他的blog大家一定要去看。http://www.malaysia-today.net
他撞板的文章，大家更应该去阅读Let’s send the Altantuya murderers to hell （http://www.malaysia-today.net/2008/content/view/6604/84/）。
读他的文章真是一大享受，我有一种回到大学学期，阅读李敖之文章的快感和喜悦。
希望你们也会喜欢。
槟回教法庭批准
http://www.merdekareview.com/news.php?n=6699
陈燕芳(Siti Fatimah Abdullah)因离婚而申请脱离伊斯兰教获得槟城回教法庭批准，这真是我国宗教自由的一大成就。
这是308大选后，我国人民尝到的另一个喜讯。这个好消息多少冲淡了政府准备以煽动法令来提控Raja Petra的坏消息。
Raja Petra是一位真汉子，他的blog大家一定要去看。http://www.malaysia-today.net
他撞板的文章，大家更应该去阅读Let’s send the Altantuya murderers to hell （http://www.malaysia-today.net/2008/content/view/6604/84/）。
读他的文章真是一大享受，我有一种回到大学学期，阅读李敖之文章的快感和喜悦。
希望你们也会喜欢。
2008年5月6日 星期二
大學教育的目的
我自己很懒的写，但是，书就看得多。有时侯，看到好文章、好书籍，就想介绍给朋友看。
像最近在网上看到前哈佛大学校长Derek Bok所写《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 》，觉得文章的内容挺好的，忍不住就想介绍给大家阅读。
他的中心思想是：大学应该从教学法上，多花一些功夫，否则，我们的大学生们，可能个个都变成 Underachieving student。
各位有空不妨看看一下。
把每一個大學生帶上來／張善楠(本書譯者)
張善楠，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教育政策研究博士，曾任大學教授、主任祕書、研究所所長、圖書館館長、教務長，中央研究院訪問學人、賓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訪問學人，現為教育部駐波士頓文化組組長及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把每一個大學生帶上來
台灣近幾年來在有識之士的呼籲和教育部的推動下，開始重視大學的最基本功能──教學。德瑞克‧伯克（Derek Bok）這本書，就是討論美國大學教育的「教」與「學」的問題。他經驗豐富，觀察入微，點出许多影響美國大學教學隱而不顯的問題；同時旁徵博引，審度時勢，提出許多具體的建議來改善大學生的學習成效。他的另一本著作《大學何價？高等教育商業化》，討論大學外部的商業行為對大學的影響，這本書則是從大學內部的問題，來討論如何改善大學教育的品質。
對大學領導人和教授的忠言
伯克同意今天的美國大學在世界上舉足輕重，但認為在「教學」上，美國大學還可以作得更好。比起半世紀前，今天大學的建築、設備、各類新課程都顯著增加；大學生可以看到電腦投影的課，可以在個人電腦印出文章，可以經由網上繳交作業。但伯克問到：大學的教學品質改善了嗎？學生學到更多嗎？學生的寫作、外語、閱讀和分析問題的能力更進步嗎？大學生的道德推理、公民責任感及文化包容度升提升了嗎？伯克認為，大部分大學無法確切的回答這些問題，因為從「學習型組織」的過程來看（一個組織不斷的自我評量、找出問題、嘗試作各種修正、拋棄沒有成效的舊作為、加進有成效的新作為，以持續改造組織的過程），大學沒有跟上時代的步伐。大學是評量社會上其他機構的先驅，教授們常用研究和實驗來了解和改善其他機構的運作過程和活動，卻沒有對自己的機構如此作；大學領導人和教授群並不積極以持續性及系統性的措施來改善大學教育品質。
伯克一方面肯定少數教授創新有效的教學方法，另一方面則明白指出大部分大學教授對「教學」的習慣性忽略。大學的課程檢討會議上總是在討論哪些是重要的知識及是否列為必修，卻鮮少觸及教學方法。這些討論假設學生記得多數所學的知識。事實上，學生對學科內容資訊的記憶消逝得很快（有人計算，一般學生在課後十五分鐘就無法回憶課堂講授的內容）。相反的，興趣、價值觀或是認知能力，會保留得較長久；那些經由自己的思考努力所獲得的觀念或知識，也保留得較長。因此，學生從大學帶走什麼樣的知識和心智習慣，較少取決於他們上了什麼課，而是取決於課是怎麼教和教得多好。
伯克認為，大學教授躲避教學法的論辯，是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因為改革教學法相當吃力；教師得改變長久以來的習慣教法，再學會別種他們原先不熟悉的新技巧。為避免這些困擾，大學教授把學術自由的原則，過度延伸到變成授課有不被干擾的權利。在多數學校，教學法已成教師個人的特權，而不是一個可以共同討論的議題。結果導致大學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環，避開了教授共同審核（Faculty Review）的機制。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教授人數的成長，只造成在選課單上加進更多的課，而不是讓教授少開課以增加其教學品質及對個別學生的關注。學科內容比教學方法更受重視，結果只是課程增加，卻無法顯示學生的學習進步了多少。
二十一世紀的大學教育目標
伯克認為，大學應有清楚的教育目標來引導課程、教學甚至課外活動（尤其社區服務）的安排。他建議的目標有溝通能力（準確有風格的書寫能力及清楚有說服力的口語表達），思辨能力（清楚確認問題及找出爭議中各方論點的能力，以及蒐集相關事實來構思多種可能解決方案的能力，並運用推斷、類比和一般推理來檢定各種論點的說服力，以選出最適方案的能力），道德推理的能力和道德實踐的意願，履行公民責任的能力，迎接多元化生活和全球化社會的能力，廣泛的興趣，以及就業能力等。
伯克認為，大學的發展需要一個活躍、蓬勃發展的民主社會；因為沒有一個學習機構可以在威權政體中繁榮成長。當公共生活的品質因無知和冷漠而受損時，教育者盡其所能的來解決這個問題，是自我保護，也是公民責任。而社區服務和某些知識對積極的公民參與有持久的重要性：如介紹民主政治、政治哲學（討論基本的規範性議題）、經濟學的基本要素、國際事務的知識等。
全球化的理解（global understanding）是新發展出來的大學教育目標，它的意義仍有待補充；但至少要發展「文化互通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透過學習和比較本國和其他國家、地區的文化，培養學生開放、寬容、尊重他人觀點等態度，及專注傾聽、考慮他人價值和觀點、察覺異同之處並作比較性的推理等能力。
討論培養學生博雅興趣的通識教育中，伯克介紹了四種思想學派。第一類為研習經典名著，因為它們是人類智力和想像力的結晶；第二類為主題式導論課程，介紹人類生活經驗中的重要課題和領域，如西方文明或科學、價值觀、科技等；第三類是把通識教育課程按人類想了解自己和其所居世界的主要「思考方式」來組織；第四類是要求學生從課程的幾個大類中（如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來選讀規定數目的學分數。但他也特別強調三類學科的重要性。第一是科學，它包含了許多人類偉大的智識成就，它解釋了人類本身、環境、生活方式、和許多危及人類福祉和生存的問題。第二是歷史學，它不僅幫學生了解我們所知的世界之發展，也提供對人類事務和社會變遷更細緻且有彈性的觀點，充實了政治學或經濟學上的簡單理論或假設。第三是文學賞析，除了實質價值，文學褱可以活生生的展現他人的痛苦，因而喚醒道德的同理心；增進我們對他人經驗和視野的了解，幫助我們解除刻板印象，增進對性別、種族和文化差異的了解。
伯克擔心人文科教授不重視學生的職業需求，不願幫助作就業準備；也擔心職業科系教授忽略了更宏大的教育目標，如道德敏感度和公民責任心。他呼籲兩邊教授要努力合作，以求得兩者平衡。他也提醒教授們不要忘記主修系成立的目的，要協助學生對該學門有深度學習及思考的能力；但也不要落入修太多課，以致超過該學門當初成立的目的。
新世紀的教學方法和態度
針對上述目標，伯克逐一以許多教育的實證研究和自己親身觀察來檢討美國大學的教學成效，並提出具體建議。他認為教學要想盡方法來喚起學生的好奇心，使學生因為對該課程有內在的興趣而想學，而不是只為了成績；要找出學生帶進課堂裡的普遍錯誤概念，並想辦法在課堂上公開討論，以克服那些先入為主、干擾學生學習的觀念；要拋出有趣的問題來鼓勵學生思考；運用討論、合作計畫及其他積極學習方法來發展學生思辨能力的習慣，養成他們敬重慎思明辨的力量；以課程目標來評估學生的報告和考試結果看學生是否配合著進步，並給學生即時的回饋以幫助學生檢試自己的進展情況並加以改善。
伯克主張運用測量方法來發現哪些重要技能學生並不精熟，哪些課目學生並不完全了解，或哪些學生群的表現比不上其應有的潛力。一旦找出問題，教授可以實驗新的方法來改善學生的學習，別的教師也可以加以採用。但他對最近幾十年發展出來的全國性大學排名嚴加批評，因為用來排名的學生素質（SAT分數）和教授名聲（他校的校院長來評），大部分和教育品質沒有關係。國際排名也只是反應大學的研究聲譽，而不是教學品質；這類調查偏重研究所和專業學院，而輕忽大學部教育。這類排名只是將努力改善學生學習的關注點，轉移成為了提升排名而無謂的浪費資源，如增加獎學金或以高薪挖角他校有名的研究型教授。
政府、社會其他部門及大學領導人的責任
伯克認為政府官員和評鑑機構更好的角色，是檢視大學本身的自我評量、及它們如何應用自我評量的結果來自我改善。大學採取何種步驟來檢討教學活動、找出缺點及實驗新的教學法？是否用心觀摩他校已採行的新方法？有沒有嚴謹的新進教師訓練活動？是否有效運用教學評量的結果？如果有，是如何使用的？在教師任用和升等時，教學所占的分量有多重？提供教師創新教學方法的經費是否足夠？
假如政府和評鑑機構，開始專注每一所大學自我審核和改革的過程，大學官員和教授就得更努力建構這種自我評量的過程，而這種過程最可能帶動大學教育的革新。有心改革者會更大膽的尋求改善教學和學習，也不再覺得改革是一項孤獨而不被看重的任務。
政府和基金會可以贊助大學的示範性計畫，建立系統化的過程，來評量教育活動、找出問題及試驗有潛能的改善措施，以增加改變的動力。過去，政府和基金會曾資助一些特別的創新，如網際網路的運用和電腦輔助教學。但現在應支持大學建立一個持續的「過程」，來改善大學的「教」與「學」的品質。支持的金額不需要太高，也不需是永久性的；只要有起始，大部分的大學可以自行支持這樣的過程。由政府和基金會支持開創經費以發展更好的評量方法，可讓這種努力更具有說服力並能克服阻礙創新的惰性。
校長或院長雖然沒有權力命令教授改變教學方法或課程內容，但他們能指出方向、提醒缺失；他們可以提供肯定、獎賞和資源來鼓勵有心的教授，並吸引更多同仁來進行全校性的更新和改革過程。最重要的，他們有機會來說服教授：改善學生學習的研究和實驗，可以像許多傳統的學術研究和科學調查一樣充滿挑戰及吸引人。
我在讀完此書後，深感伯克的論點對台灣的高等教育深具參考價值，因而主動向天下出版社推荐翻譯此書。在此要感謝高希均先生秉持一向對高等教育的重視，慨然答應出版此書。也要特別感謝美國麻州萊克星頓（Lexington）公校的簡淑玲老師，她在極為忙碌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協助了近半章節的初譯，並統整了書名、人名。希望本書的出版，有助於大學教育工作者把每一個大學生帶上來。
大學教育的目的 （摘自《大学教了没？》（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第三章）
任何有益於大學教育的討論，都必須先釐清大學所要追求的是什麼。卡諾虔（W. B. Carnochan） 指出：「缺乏目的當指標，我們無法知道高等教育實際上辦得有多好，甚至不知道什麼叫辦得好」。大學究竟要學生四年後帶走什麼呢？大學應如何幫助正值人生可塑期的年輕人成長與發展？
幾位大學教育批評者認為，大學應有單一的宏大目的，只是被大學教授忘記或有意忽略。布魯斯‧維賽爾（Bruce Wilshire）在《大學的道德瓦解》一書中認為，這個宏大的目的應該是幫助學生整合零散而分化的知識領域，以探究「我們是什麼？我們該如何存在？」等大問題。查理斯‧安德生（Charles Anderson）在《為心靈的生命開處方》（Prescribing the Life of the Mind）一書中，認為大學是在「培養實踐理性的技能」。 比爾‧瑞丁（Bill Readings）在《頹廢的大學》中認為，大學共同的目標曾經是詮釋、提升和傳遞「民族文化」，當傳統退位，失去動力而變得奄奄一息的當代大學，便在追求卓越的各種努力中，日益頹廢沒落。
上述著作的作者並沒有清楚說明為什麼大學教育僅能有一個凌駕一切的目的。我們在大學時期接受的是多方面的智能啟發，這種想法令人疑竇頓生。這在美國尤其站不住腳，因為美國大學，至少住宿型學校不只提供課程，還安排生活環境、休閒和課外活動；事實上，住宿型學校安排了學生生活四年的所有環境。挾著如此廣泛的影響力，大學除了提供課程，應該試著用更多方法幫助學生成長。想把那些不同成長層面和方法混雜成單一綜合教育目標，很可能會太狹窄，以致無法涵蓋大學所應達成的功能；或者是太迂闊，以致無法傳達有效的意義。
綜言之，只有宏偉的單一教育目標，或者是把大學的目的限制在智識發展的範疇，都窄化了大學教育，並阻礙了在大學四年中培育學生重要情操的努力。大學應該追求多樣的目的，包括仔細規範過而一般人都可以接受的價值和行為，如誠實和種族包容。在許多使命中，下列幾個目標似乎特別重要。*
溝通的能力
所有大學生都需要發展能和不同對象溝通的能力。能夠準確而優雅的書寫是最基本的能力；其次是清楚及有說服力的口語表達。這些技巧在就學期或畢業後都應用廣泛，也是在公民生活領域和各行各業都不可或缺的基本能力。當被問到對所僱用大學畢業生的期望時，雇主總是強調良好的寫作能力和言之有物的重要。
大學教授長久以來都期望學生在進入大學以前已擁有這些技能。一個世紀以前，就曾有大學要求申請入學的高中生加考作文，以迫使高中上作文課；但不幸的，這個嘗試並沒有成功。大一新生進到學校時，通常溝通能力不足。這種現象在今天尤其明顯，因為有高比例的學生來自很普通的高中，或來自不常講英語的家庭。不論願不願意，大學今天無法逃避的任務，是培育所有大學生可以準確、清晰、及有風格的說和寫。
思辨能力
大學教育的另一個基本目標，是加強學生清楚並批判性的思考。一項全國性的調查顯式，超過90％的美國大學教授，認為這個目標是大學教育最重要的目標。大學教授的背景和興趣廣泛又多樣，能有這麼高的共識，的確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思辨能力實際上包含的內容，比許多人理解的更複雜。有些心理學家追溯至20世紀初愛德華‧宋戴克（Edward Thordike）的實驗，堅持沒有所謂的「批判性思考」，只有永無止盡的一系列個別思考方式，去推理不同種類的問題。這種觀察只說對了一部分；許多學科相當複雜且獨特，學生若未具備一組特殊的分析方法和技術性知識，便無法有效思考。但假如所有思考都要運用這些方式，將嚴重限制大學生發展認真思考習慣的廣度，因為沒多少大學生學得到夠多的個別分析技巧和技術性知識，來探索不同的學科。
所幸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問題不需要用到如此特殊的技術性知識。最近的研究指出，某些大家熟悉的心智特質和思考習慣，有助於解決許多問題，學生習得後將受益良多。這些特質如：認清問題和定義問題的能力；找出爭議中各方論點和利益的能力；蒐集相關事實及這些事實和議題關聯程度的能力；構思多種可行解決方案的能力；運用推斷（inference）、類比（analogy）和一般推理方式（reasoning）來檢定各種論點的說服力之後，運用良好判斷選出最適方案的能力。這些方法雖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並澄清許多問題，值得努力熟悉並運用。
除了這些鍛鍊出來的基本思考習慣，某些可以用在眾多情境的基本計量方法，也值得大多數學生學習。例如適度理解統計和機率，有助於思考許多常見的問題：如了解報紙有關個人安全和健康風險的文章、計算申請進入研究所的機率、了解民調的可信度等。擁有數學知識並應用到日常生活情境的能力，有助於學生填寫報稅單、管理自己的日常支出及更深入的思考一些複雜的課題。電腦的用途也不斷擴充，可以善加運用以獲取資訊並解決問題。
除了上述例子，很難想出其他解決問題的技能，可以讓學生獲益良多而成為必修課程。例如邏輯和高等微積分，除了能解決一些有限的抽象問題，看不出來有多大用處。這些方法課可以開給需要修的人，但看不出有強迫每一位學生熟悉這些方法的理由。
道德思考力
另一個相關但更具爭議性的大學教育目標，是幫助學生發展出一組更清楚及更堅強的倫理原則。遭幾十年漠視之後，受到1960年代爭辯道德在公私生活中價值的刺激，大學開始提供相關課程，以挑戰學生對各種實際倫理問題的想法。發展這些新課程並不能掃除部分教授的疑慮。有時會聽到教授說：「講到倫理道德，學生進大學時，他們要不是很有道德，就是一點道德也沒有。」這種想法認為道德發展應是父母和中小學老師的責任，如果要大學承擔這個任務，是注定不會成功的。
這種評論沒有區分出倫理行為的兩種面向：一種是仔細思考道德困境、評估各方論點以及決定怎麼作才對的能力；另一種是把自己的道德結論付諸實踐的渴望和自我決心。父母可能在發展對他人負責的道德渴望和決心上角色明顯，雖然日後的生活經驗也會有影響。然而，如果談到幫助年輕人辨識並仔細思考道德問題，大學可以作出明顯的貢獻。尤其在今天，那麼多大學生抱持著簡易的善惡二元論（easy relativism），這種態度多少阻礙他們去推理並思考許多複雜的問題，不論是道德問題或是其他問題。*
分析倫理議題，是一種批判的思考形式，就像教授平常教授的其他思考形式一樣。但學習依照自己的信仰行動，則面臨較大的挑戰，我們在第六章會有進一步的討論。這裡的重點是，就算我們不確定學生的行動是否更有道德，只要有機會幫助學生學習辨識道德議題，並嚴肅的思考這些議題，就很有理由把道德教育納入大學教育的目標。雖然不確定畢業生會學以致用，還是按自己的想法便宜行事，商學院仍然教學生分析大公司面臨的問題；縱然知道學生有時會投重要客戶所好，而忽略正當的回應，法學院繼續教學生思考法律問題。教授教導大學生時，基本的信念是，大部分學生會把知識和技能運用在正當的用途上。教導學生思考道德問題時，沒有理由持不同的假定。
公民培育
另一個常被忽略的人文教育目標，是培養學生在民主的運作過程中，成為一個通情達理的積極參與者。直到20世紀中葉，美國教育界仍然相信，良好的人文教育就足以達成這樣的目的。然而，在後續的幾十年，周遭環境大大改變，使人們開始懷疑這種假定。只談一件事就夠了，為達成公民任務所需要的資訊量已變得如此巨大，為了解廣大的公共政策議，以及在不同的候選人中作明智的選擇，今天的選民必須對許多複雜的議題具有相當的知識，例如健康醫療、社會安全、國際關係和全球暖化等。教學生熟悉所有的議題已不可能，更何況他們日後將面臨的新問題。如何反應這個問題是極端困難的挑戰，至少我們不能假定傳統的人文教育就夠了。
另外，在二次大戰前，大學生是少數菁英份子，教育家可以放心的假定他們會積極參與政治和公民活動。但今日的美國大學生是公民冷感世代中的一群。現在的年輕人比其他年齡層的人更少去投票，也比前世代的同年齡層更少去投票。滿18歲的美國年輕人有一半以上將成長在父母從不去投票的家庭。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已無法肯定大學畢業生會去投票，更不用說要他們成為社區中積極的一份子。公民教育不再只傳授學生知識和技能，使他們對政治和公共事務有合理的判斷，大學必須考慮他們還可以作些什麼，以促使大學生具有履行公民責任的堅強承諾感。
迎接多元化的生活
除了具備公民和道德責任，大學生也必須學習和他人生活和工作在一起，以形成良好的個人關係。幾個世代以來，這種人際的成長，都被理所當然的認為來自人生經驗；除了禁止暴力和偷竊及限制兩性交往的規則，美國大學在這方面並沒有承擔太多責任。民權運動之後，非裔、西班牙裔及其他少數族裔開始大量進入以白人為主的校園，迫使大學處理美國種族關係史所產生的一連串問題和爭議。女權主義運動，歧視婦女的知覺提升，使兩性關係產生新的一觸即發的緊張。同性戀活動者也站出來，要求大學行政人員照顧不同性傾向者的需求。
經歷這種改變的不只大學，所有組織機構都發現他們僱用了背景更多樣的員工，提供物品和勞務給更差異更大的公眾。在這種人口朝多族群發展，各族群和宗教團體都緊盯著法律系統張開護翼的環境下，各界都期待大學教導學生和不同種類的人一起有效的工作。同時，有些學者擔心，一個國家有那麼多不同的族群和宗教團體，是否還可以團結成一個社會呢？於是他們寄望大學盡一己之力來培養寬寬容和了解。
沒有一所大學會刻意不幫助學生在多樣性的人口群裡成功的自處。大學如不採取行動，不僅顯得對社會和職場的需求不夠敏感，也顯得忽略校園裡感受深切的問題。當種族間關係開始緊張，婦女憤怒的抗議性暴力，同性戀學生被霸凌，學校當局不能無所反應。他們很快發現，單單制定規則和祭出處罰是不夠的。不論用什麼方式，每一所大學都必須想辦法來作到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的名言：「我們繼承了一間房子，一間像世界一樣大的房子，在這裡面，有白人或黑人、猶太人或異教徒、清教徒或天主教徒、回教徒或印度教徒，這是一個有不同觀念、文化和利益的家庭，我們必須生活在一起；因為我們無法再分開來生活，所以必須學會如何和平相處」。因此，大學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幫助學生學會在互相了解和尊重之中相處，又要避免對多數族群作出不實及不公平的指控，或避免變成對整個社會的教條式主張。
迎接全球化的社會
美國人發現來自國界以外的影響越來越大：如外國政府、遠方的文化、不同國籍人士及國際危機等。越形自由的貿易使美國人直接面對外界的經濟體，這些經濟體可能創迼工作機會，也可能搶走工作機會。遠方戰爭、恐怖份子威脅及中東石油減產都會波及一般民眾的生活。通訊方式的改變和旅行使跨越國境的機會倍增。環境危害、毒品走私，到貿易戰爭、核子武器等問題，促使我們的政府和其他國家建立新的合作關係。所有的發展都告訴我們，今天的大學生比以前的大學生，需要知道更多國際事務、更了解其他國家及文化。
不論從事企業管理、政府官員、律師或單純的公民，大學畢業生都可能和其他國家及外國人士有所接觸，大學必須對上述挑戰有所反應。實際上如何培養大學生面對這樣的未來，難題重重。沒有人可冀望對世界上那麼多國家（各有其語言和文化）都有基本的了解；也沒有學生在大學時就預見哪一種文化或語言在他們畢業後會很重要；更沒有人可以確切的預測國際場域上的未來事件。因此，大學所面臨的特別挑戰，是如何建構一套可以提升學生理解能力的知識基礎，以幫助學生未來面對國際問題和機會時，能有效的適應和反應。比起其他的大學教育目標，這個任務是嶄新的，彌漫著不確定和混沌。
拓展興趣
另一個比較傳統的大學教育目標，是培養學生的能力、知識和興趣廣度，以便享受豐富的人生。這些興趣可以是智識性的，如歷史和哲學；可以是藝術性的，如了解和欣賞音樂、詩歌和繪畫，或實際從事業餘的藝術創作；也可以是終身可以從事的運動，如網球、游泳或跑步。
擁有廣泛的興趣有諸多益處，可以讓學生以更寬闊的角度作較明智的判斷，以避免過度專業的危險；可以避免生活只被職業占據；可以啟發心靈去思考善與惡、正義與不公、戰爭與和平等長久困擾人類的問題；可以讓人多方浸淫滋潤，避免人生枯燥。
習得廣泛的興趣和知識是美事，但大學該如何回應這個需求呢？這個任務乍看簡單，但那是假定學生記得大部分所教過的東西，尤其是通識教育課。這種假定很不切實際，大部分學生只記得片斷的東西，假如沒有機會用到，還會逐漸淡忘。記憶的限制說明了為什麼蒐集一連串事實和觀念ideas給學生少有效用。企圖要所有學生學習一大串課程以充實經驗，成效也令人懷疑。
大學究竟應該怎麼作呢？是喚醒那些可以鼓舞學生從事終身學習的各種興趣？是教導大學生基本的探究方法（basic methods of inquiry），以使他們有能力探索一些平常較少接觸及較難理解的科目？還是要集中在一些最重要的觀念和教材，仔細並充分的討論，以使學生可以記得他們所學的？
這些問題並不容易解答。毫無疑問的，這也是為什麼一個世紀前就開設的通識教育科目，到今天還是繼續引發熱烈的討論。
就業準備
最後一個仍然有爭議的大學教育目標，是培養學生準備就業。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問道：「是生活中有用的東西，或是德行，還是較高級的知識，才是我們訓練的目標？」今天仍然存在著不同的論點。人文主義學者對就業課程沖淡人文教育的作法，特別有敵意。前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英語系主任和教務副校長威廉‧薛佛（William Schaefer），就這麼說：「最重要的議題是清除大學部課程裡的職業訓練。」30年前哲學家羅伯‧沃夫（Robert Wolff）也力促取消所有職業課程，認為那種教學使學生無法專注於精熟學習；他相信，只有精熟一門學科之後，「一個年輕人才能發現自己，以及發現自己要成為什麼樣的人」；表面膚淺的學習和只專注職業發展，兩者都沒有那種效果。
這些意見似乎偏離了實際。對絕大多數的大學生來說，不論讀什麼學院，大學部的幾年是他們必須選擇一項職業的時間。這個決定對他們一生影響長遠，他們自然必須嚴肅以對，並尋求學校可以提供的一切協助。事實上，假如一個學生沒有仔細思考所要追求的事業，如何可以真正知道「自己要成為什麼樣的人」。要明智的選擇，學生必須學習理解不同行業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及該行業成員共同面對的道德難題，該行業所帶來的心理的和物質的回報，及從事該行業需要的心智、體能和性向。大學理所當然該幫助學生獲取這方面知識，以讓他們在作這項影響未來人生的重大決定時，有明智的抉擇。
大部分的美國大學生不僅需要「選擇」行業，也將直接進入職場尋找一份工作。對這些學生來說，大學是他們準備就業的最後機會，是一個可以給他們這方面技能和知識的最佳正式教育場合。大學如有許多這樣的學生，就很難拒絕給學生這種機會。如果大學真的不提供學生這類學習機會，將因招生不足而關門；既然這些大學沒有為學生準備好就業的能力和條件，關門也是應該的。
當然，培養學生就業能力，並不只是教導學生未來第一或二個工作的基本技能；那樣的課程設計，只有暫時的效果，而且會排擠掉大學教育其他的重要目標。然而，設計恰當的課程，也有困難之處。與其他教育目標相較，大學教授應花多少時間來培養學生就業能力？職業教育和人文教育應如何互相增強，甚至想辦法讓兩者的目標互相交會，而不只是互不關聯的同時存在？傳統的職業課程真能協助學生順利的就業嗎？還是紮實的人文教育長期來看反而比較能幫助學生？這些問題，是那些有許多學生要直接進入職場的大學，需要好好思考和回答的。至於排除職業教育課程，或拒絕培養學生具備令人滿意及有生產力的就業能力，既不務實，也沒有說服力。
以上是我列出的大學教育基本目標。為了清楚起見，在此分開說明。但它們在許多方面彼此互動且互相重疊。道德思考力的課，經由討論特別有趣和爭議的問題，可以幫助學生發展思辨能力。寫作課也可以使學生在思考時更仔細、更具批判性。培養學生成為通情達理的公民課程，也可增加學生學習的廣度。反過來說，探究道德問題、和不同族群的同學生活在一起或學習全球化的現象，都有助於成為一個更通情達理的公民。這種互相增強的特質，有益而無害。一些特殊的課程和活動，可以同時達到幾個教育目的，大學才可能成功的在四年的課程裡，完成上述不同的教育目標。
儘管美國四年制大學有很大的差異，但這裡所描述的目標，似乎不僅適合所有學生，也適合所有機構。很難想像一所大學不願改善大學生的思辨能力，不願增強他們的溝通能力，不願擴充他們的興趣，以及不願考量他們的職業需求。也很難想像大學不願試著改善學生仔細思考道德問題的能力，以及善盡公民責任的能力。各大學達成這些目標的程度，自然有所不同；由於學生來源、資源、教育哲學不同，各大學自有選擇的重點；但各大學所應努力的基本目標似乎仍應相同。
瀏覽上述的目標之後，有些讀者或許認為有些值得追求的目標被忽略了，例如培養想像力和創造力、培育領導能力、發展智慧和判斷力等。沒錯，對有能力追求這些目標的大學，它們都是有價值的目標。然而，如前一章所指出，很多教授也提出令人佩服的目標，卻不知道如何達成那些目標。這些無謂的努力，浪費了學生的時間，使學生失望或幻想破滅。大學應避免這種結果。以這種謹慎的態度，本章所談論的大學教育目的，並不是因為它們是人類所可理解的唯一重要目標，而是因為作者有足夠的了解和信心來推荐這些值得大學追求的目標。
http://www.bookzone.com.tw/event/GB268/colleges02.asp
像最近在网上看到前哈佛大学校长Derek Bok所写《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 》，觉得文章的内容挺好的，忍不住就想介绍给大家阅读。
他的中心思想是：大学应该从教学法上，多花一些功夫，否则，我们的大学生们，可能个个都变成 Underachieving student。
各位有空不妨看看一下。
把每一個大學生帶上來／張善楠(本書譯者)
張善楠，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教育政策研究博士，曾任大學教授、主任祕書、研究所所長、圖書館館長、教務長，中央研究院訪問學人、賓州大學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訪問學人，現為教育部駐波士頓文化組組長及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
把每一個大學生帶上來
台灣近幾年來在有識之士的呼籲和教育部的推動下，開始重視大學的最基本功能──教學。德瑞克‧伯克（Derek Bok）這本書，就是討論美國大學教育的「教」與「學」的問題。他經驗豐富，觀察入微，點出许多影響美國大學教學隱而不顯的問題；同時旁徵博引，審度時勢，提出許多具體的建議來改善大學生的學習成效。他的另一本著作《大學何價？高等教育商業化》，討論大學外部的商業行為對大學的影響，這本書則是從大學內部的問題，來討論如何改善大學教育的品質。
對大學領導人和教授的忠言
伯克同意今天的美國大學在世界上舉足輕重，但認為在「教學」上，美國大學還可以作得更好。比起半世紀前，今天大學的建築、設備、各類新課程都顯著增加；大學生可以看到電腦投影的課，可以在個人電腦印出文章，可以經由網上繳交作業。但伯克問到：大學的教學品質改善了嗎？學生學到更多嗎？學生的寫作、外語、閱讀和分析問題的能力更進步嗎？大學生的道德推理、公民責任感及文化包容度升提升了嗎？伯克認為，大部分大學無法確切的回答這些問題，因為從「學習型組織」的過程來看（一個組織不斷的自我評量、找出問題、嘗試作各種修正、拋棄沒有成效的舊作為、加進有成效的新作為，以持續改造組織的過程），大學沒有跟上時代的步伐。大學是評量社會上其他機構的先驅，教授們常用研究和實驗來了解和改善其他機構的運作過程和活動，卻沒有對自己的機構如此作；大學領導人和教授群並不積極以持續性及系統性的措施來改善大學教育品質。
伯克一方面肯定少數教授創新有效的教學方法，另一方面則明白指出大部分大學教授對「教學」的習慣性忽略。大學的課程檢討會議上總是在討論哪些是重要的知識及是否列為必修，卻鮮少觸及教學方法。這些討論假設學生記得多數所學的知識。事實上，學生對學科內容資訊的記憶消逝得很快（有人計算，一般學生在課後十五分鐘就無法回憶課堂講授的內容）。相反的，興趣、價值觀或是認知能力，會保留得較長久；那些經由自己的思考努力所獲得的觀念或知識，也保留得較長。因此，學生從大學帶走什麼樣的知識和心智習慣，較少取決於他們上了什麼課，而是取決於課是怎麼教和教得多好。
伯克認為，大學教授躲避教學法的論辯，是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因為改革教學法相當吃力；教師得改變長久以來的習慣教法，再學會別種他們原先不熟悉的新技巧。為避免這些困擾，大學教授把學術自由的原則，過度延伸到變成授課有不被干擾的權利。在多數學校，教學法已成教師個人的特權，而不是一個可以共同討論的議題。結果導致大學教育中最重要的一環，避開了教授共同審核（Faculty Review）的機制。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教授人數的成長，只造成在選課單上加進更多的課，而不是讓教授少開課以增加其教學品質及對個別學生的關注。學科內容比教學方法更受重視，結果只是課程增加，卻無法顯示學生的學習進步了多少。
二十一世紀的大學教育目標
伯克認為，大學應有清楚的教育目標來引導課程、教學甚至課外活動（尤其社區服務）的安排。他建議的目標有溝通能力（準確有風格的書寫能力及清楚有說服力的口語表達），思辨能力（清楚確認問題及找出爭議中各方論點的能力，以及蒐集相關事實來構思多種可能解決方案的能力，並運用推斷、類比和一般推理來檢定各種論點的說服力，以選出最適方案的能力），道德推理的能力和道德實踐的意願，履行公民責任的能力，迎接多元化生活和全球化社會的能力，廣泛的興趣，以及就業能力等。
伯克認為，大學的發展需要一個活躍、蓬勃發展的民主社會；因為沒有一個學習機構可以在威權政體中繁榮成長。當公共生活的品質因無知和冷漠而受損時，教育者盡其所能的來解決這個問題，是自我保護，也是公民責任。而社區服務和某些知識對積極的公民參與有持久的重要性：如介紹民主政治、政治哲學（討論基本的規範性議題）、經濟學的基本要素、國際事務的知識等。
全球化的理解（global understanding）是新發展出來的大學教育目標，它的意義仍有待補充；但至少要發展「文化互通能力（intercultural competence）」，透過學習和比較本國和其他國家、地區的文化，培養學生開放、寬容、尊重他人觀點等態度，及專注傾聽、考慮他人價值和觀點、察覺異同之處並作比較性的推理等能力。
討論培養學生博雅興趣的通識教育中，伯克介紹了四種思想學派。第一類為研習經典名著，因為它們是人類智力和想像力的結晶；第二類為主題式導論課程，介紹人類生活經驗中的重要課題和領域，如西方文明或科學、價值觀、科技等；第三類是把通識教育課程按人類想了解自己和其所居世界的主要「思考方式」來組織；第四類是要求學生從課程的幾個大類中（如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來選讀規定數目的學分數。但他也特別強調三類學科的重要性。第一是科學，它包含了許多人類偉大的智識成就，它解釋了人類本身、環境、生活方式、和許多危及人類福祉和生存的問題。第二是歷史學，它不僅幫學生了解我們所知的世界之發展，也提供對人類事務和社會變遷更細緻且有彈性的觀點，充實了政治學或經濟學上的簡單理論或假設。第三是文學賞析，除了實質價值，文學褱可以活生生的展現他人的痛苦，因而喚醒道德的同理心；增進我們對他人經驗和視野的了解，幫助我們解除刻板印象，增進對性別、種族和文化差異的了解。
伯克擔心人文科教授不重視學生的職業需求，不願幫助作就業準備；也擔心職業科系教授忽略了更宏大的教育目標，如道德敏感度和公民責任心。他呼籲兩邊教授要努力合作，以求得兩者平衡。他也提醒教授們不要忘記主修系成立的目的，要協助學生對該學門有深度學習及思考的能力；但也不要落入修太多課，以致超過該學門當初成立的目的。
新世紀的教學方法和態度
針對上述目標，伯克逐一以許多教育的實證研究和自己親身觀察來檢討美國大學的教學成效，並提出具體建議。他認為教學要想盡方法來喚起學生的好奇心，使學生因為對該課程有內在的興趣而想學，而不是只為了成績；要找出學生帶進課堂裡的普遍錯誤概念，並想辦法在課堂上公開討論，以克服那些先入為主、干擾學生學習的觀念；要拋出有趣的問題來鼓勵學生思考；運用討論、合作計畫及其他積極學習方法來發展學生思辨能力的習慣，養成他們敬重慎思明辨的力量；以課程目標來評估學生的報告和考試結果看學生是否配合著進步，並給學生即時的回饋以幫助學生檢試自己的進展情況並加以改善。
伯克主張運用測量方法來發現哪些重要技能學生並不精熟，哪些課目學生並不完全了解，或哪些學生群的表現比不上其應有的潛力。一旦找出問題，教授可以實驗新的方法來改善學生的學習，別的教師也可以加以採用。但他對最近幾十年發展出來的全國性大學排名嚴加批評，因為用來排名的學生素質（SAT分數）和教授名聲（他校的校院長來評），大部分和教育品質沒有關係。國際排名也只是反應大學的研究聲譽，而不是教學品質；這類調查偏重研究所和專業學院，而輕忽大學部教育。這類排名只是將努力改善學生學習的關注點，轉移成為了提升排名而無謂的浪費資源，如增加獎學金或以高薪挖角他校有名的研究型教授。
政府、社會其他部門及大學領導人的責任
伯克認為政府官員和評鑑機構更好的角色，是檢視大學本身的自我評量、及它們如何應用自我評量的結果來自我改善。大學採取何種步驟來檢討教學活動、找出缺點及實驗新的教學法？是否用心觀摩他校已採行的新方法？有沒有嚴謹的新進教師訓練活動？是否有效運用教學評量的結果？如果有，是如何使用的？在教師任用和升等時，教學所占的分量有多重？提供教師創新教學方法的經費是否足夠？
假如政府和評鑑機構，開始專注每一所大學自我審核和改革的過程，大學官員和教授就得更努力建構這種自我評量的過程，而這種過程最可能帶動大學教育的革新。有心改革者會更大膽的尋求改善教學和學習，也不再覺得改革是一項孤獨而不被看重的任務。
政府和基金會可以贊助大學的示範性計畫，建立系統化的過程，來評量教育活動、找出問題及試驗有潛能的改善措施，以增加改變的動力。過去，政府和基金會曾資助一些特別的創新，如網際網路的運用和電腦輔助教學。但現在應支持大學建立一個持續的「過程」，來改善大學的「教」與「學」的品質。支持的金額不需要太高，也不需是永久性的；只要有起始，大部分的大學可以自行支持這樣的過程。由政府和基金會支持開創經費以發展更好的評量方法，可讓這種努力更具有說服力並能克服阻礙創新的惰性。
校長或院長雖然沒有權力命令教授改變教學方法或課程內容，但他們能指出方向、提醒缺失；他們可以提供肯定、獎賞和資源來鼓勵有心的教授，並吸引更多同仁來進行全校性的更新和改革過程。最重要的，他們有機會來說服教授：改善學生學習的研究和實驗，可以像許多傳統的學術研究和科學調查一樣充滿挑戰及吸引人。
我在讀完此書後，深感伯克的論點對台灣的高等教育深具參考價值，因而主動向天下出版社推荐翻譯此書。在此要感謝高希均先生秉持一向對高等教育的重視，慨然答應出版此書。也要特別感謝美國麻州萊克星頓（Lexington）公校的簡淑玲老師，她在極為忙碌的工作和家庭生活中，協助了近半章節的初譯，並統整了書名、人名。希望本書的出版，有助於大學教育工作者把每一個大學生帶上來。
大學教育的目的 （摘自《大学教了没？》（Our Underachieving Colleges）第三章）
任何有益於大學教育的討論，都必須先釐清大學所要追求的是什麼。卡諾虔（W. B. Carnochan） 指出：「缺乏目的當指標，我們無法知道高等教育實際上辦得有多好，甚至不知道什麼叫辦得好」。大學究竟要學生四年後帶走什麼呢？大學應如何幫助正值人生可塑期的年輕人成長與發展？
幾位大學教育批評者認為，大學應有單一的宏大目的，只是被大學教授忘記或有意忽略。布魯斯‧維賽爾（Bruce Wilshire）在《大學的道德瓦解》一書中認為，這個宏大的目的應該是幫助學生整合零散而分化的知識領域，以探究「我們是什麼？我們該如何存在？」等大問題。查理斯‧安德生（Charles Anderson）在《為心靈的生命開處方》（Prescribing the Life of the Mind）一書中，認為大學是在「培養實踐理性的技能」。 比爾‧瑞丁（Bill Readings）在《頹廢的大學》中認為，大學共同的目標曾經是詮釋、提升和傳遞「民族文化」，當傳統退位，失去動力而變得奄奄一息的當代大學，便在追求卓越的各種努力中，日益頹廢沒落。
上述著作的作者並沒有清楚說明為什麼大學教育僅能有一個凌駕一切的目的。我們在大學時期接受的是多方面的智能啟發，這種想法令人疑竇頓生。這在美國尤其站不住腳，因為美國大學，至少住宿型學校不只提供課程，還安排生活環境、休閒和課外活動；事實上，住宿型學校安排了學生生活四年的所有環境。挾著如此廣泛的影響力，大學除了提供課程，應該試著用更多方法幫助學生成長。想把那些不同成長層面和方法混雜成單一綜合教育目標，很可能會太狹窄，以致無法涵蓋大學所應達成的功能；或者是太迂闊，以致無法傳達有效的意義。
綜言之，只有宏偉的單一教育目標，或者是把大學的目的限制在智識發展的範疇，都窄化了大學教育，並阻礙了在大學四年中培育學生重要情操的努力。大學應該追求多樣的目的，包括仔細規範過而一般人都可以接受的價值和行為，如誠實和種族包容。在許多使命中，下列幾個目標似乎特別重要。*
溝通的能力
所有大學生都需要發展能和不同對象溝通的能力。能夠準確而優雅的書寫是最基本的能力；其次是清楚及有說服力的口語表達。這些技巧在就學期或畢業後都應用廣泛，也是在公民生活領域和各行各業都不可或缺的基本能力。當被問到對所僱用大學畢業生的期望時，雇主總是強調良好的寫作能力和言之有物的重要。
大學教授長久以來都期望學生在進入大學以前已擁有這些技能。一個世紀以前，就曾有大學要求申請入學的高中生加考作文，以迫使高中上作文課；但不幸的，這個嘗試並沒有成功。大一新生進到學校時，通常溝通能力不足。這種現象在今天尤其明顯，因為有高比例的學生來自很普通的高中，或來自不常講英語的家庭。不論願不願意，大學今天無法逃避的任務，是培育所有大學生可以準確、清晰、及有風格的說和寫。
思辨能力
大學教育的另一個基本目標，是加強學生清楚並批判性的思考。一項全國性的調查顯式，超過90％的美國大學教授，認為這個目標是大學教育最重要的目標。大學教授的背景和興趣廣泛又多樣，能有這麼高的共識，的確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思辨能力實際上包含的內容，比許多人理解的更複雜。有些心理學家追溯至20世紀初愛德華‧宋戴克（Edward Thordike）的實驗，堅持沒有所謂的「批判性思考」，只有永無止盡的一系列個別思考方式，去推理不同種類的問題。這種觀察只說對了一部分；許多學科相當複雜且獨特，學生若未具備一組特殊的分析方法和技術性知識，便無法有效思考。但假如所有思考都要運用這些方式，將嚴重限制大學生發展認真思考習慣的廣度，因為沒多少大學生學得到夠多的個別分析技巧和技術性知識，來探索不同的學科。
所幸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問題不需要用到如此特殊的技術性知識。最近的研究指出，某些大家熟悉的心智特質和思考習慣，有助於解決許多問題，學生習得後將受益良多。這些特質如：認清問題和定義問題的能力；找出爭議中各方論點和利益的能力；蒐集相關事實及這些事實和議題關聯程度的能力；構思多種可行解決方案的能力；運用推斷（inference）、類比（analogy）和一般推理方式（reasoning）來檢定各種論點的說服力之後，運用良好判斷選出最適方案的能力。這些方法雖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並澄清許多問題，值得努力熟悉並運用。
除了這些鍛鍊出來的基本思考習慣，某些可以用在眾多情境的基本計量方法，也值得大多數學生學習。例如適度理解統計和機率，有助於思考許多常見的問題：如了解報紙有關個人安全和健康風險的文章、計算申請進入研究所的機率、了解民調的可信度等。擁有數學知識並應用到日常生活情境的能力，有助於學生填寫報稅單、管理自己的日常支出及更深入的思考一些複雜的課題。電腦的用途也不斷擴充，可以善加運用以獲取資訊並解決問題。
除了上述例子，很難想出其他解決問題的技能，可以讓學生獲益良多而成為必修課程。例如邏輯和高等微積分，除了能解決一些有限的抽象問題，看不出來有多大用處。這些方法課可以開給需要修的人，但看不出有強迫每一位學生熟悉這些方法的理由。
道德思考力
另一個相關但更具爭議性的大學教育目標，是幫助學生發展出一組更清楚及更堅強的倫理原則。遭幾十年漠視之後，受到1960年代爭辯道德在公私生活中價值的刺激，大學開始提供相關課程，以挑戰學生對各種實際倫理問題的想法。發展這些新課程並不能掃除部分教授的疑慮。有時會聽到教授說：「講到倫理道德，學生進大學時，他們要不是很有道德，就是一點道德也沒有。」這種想法認為道德發展應是父母和中小學老師的責任，如果要大學承擔這個任務，是注定不會成功的。
這種評論沒有區分出倫理行為的兩種面向：一種是仔細思考道德困境、評估各方論點以及決定怎麼作才對的能力；另一種是把自己的道德結論付諸實踐的渴望和自我決心。父母可能在發展對他人負責的道德渴望和決心上角色明顯，雖然日後的生活經驗也會有影響。然而，如果談到幫助年輕人辨識並仔細思考道德問題，大學可以作出明顯的貢獻。尤其在今天，那麼多大學生抱持著簡易的善惡二元論（easy relativism），這種態度多少阻礙他們去推理並思考許多複雜的問題，不論是道德問題或是其他問題。*
分析倫理議題，是一種批判的思考形式，就像教授平常教授的其他思考形式一樣。但學習依照自己的信仰行動，則面臨較大的挑戰，我們在第六章會有進一步的討論。這裡的重點是，就算我們不確定學生的行動是否更有道德，只要有機會幫助學生學習辨識道德議題，並嚴肅的思考這些議題，就很有理由把道德教育納入大學教育的目標。雖然不確定畢業生會學以致用，還是按自己的想法便宜行事，商學院仍然教學生分析大公司面臨的問題；縱然知道學生有時會投重要客戶所好，而忽略正當的回應，法學院繼續教學生思考法律問題。教授教導大學生時，基本的信念是，大部分學生會把知識和技能運用在正當的用途上。教導學生思考道德問題時，沒有理由持不同的假定。
公民培育
另一個常被忽略的人文教育目標，是培養學生在民主的運作過程中，成為一個通情達理的積極參與者。直到20世紀中葉，美國教育界仍然相信，良好的人文教育就足以達成這樣的目的。然而，在後續的幾十年，周遭環境大大改變，使人們開始懷疑這種假定。只談一件事就夠了，為達成公民任務所需要的資訊量已變得如此巨大，為了解廣大的公共政策議，以及在不同的候選人中作明智的選擇，今天的選民必須對許多複雜的議題具有相當的知識，例如健康醫療、社會安全、國際關係和全球暖化等。教學生熟悉所有的議題已不可能，更何況他們日後將面臨的新問題。如何反應這個問題是極端困難的挑戰，至少我們不能假定傳統的人文教育就夠了。
另外，在二次大戰前，大學生是少數菁英份子，教育家可以放心的假定他們會積極參與政治和公民活動。但今日的美國大學生是公民冷感世代中的一群。現在的年輕人比其他年齡層的人更少去投票，也比前世代的同年齡層更少去投票。滿18歲的美國年輕人有一半以上將成長在父母從不去投票的家庭。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已無法肯定大學畢業生會去投票，更不用說要他們成為社區中積極的一份子。公民教育不再只傳授學生知識和技能，使他們對政治和公共事務有合理的判斷，大學必須考慮他們還可以作些什麼，以促使大學生具有履行公民責任的堅強承諾感。
迎接多元化的生活
除了具備公民和道德責任，大學生也必須學習和他人生活和工作在一起，以形成良好的個人關係。幾個世代以來，這種人際的成長，都被理所當然的認為來自人生經驗；除了禁止暴力和偷竊及限制兩性交往的規則，美國大學在這方面並沒有承擔太多責任。民權運動之後，非裔、西班牙裔及其他少數族裔開始大量進入以白人為主的校園，迫使大學處理美國種族關係史所產生的一連串問題和爭議。女權主義運動，歧視婦女的知覺提升，使兩性關係產生新的一觸即發的緊張。同性戀活動者也站出來，要求大學行政人員照顧不同性傾向者的需求。
經歷這種改變的不只大學，所有組織機構都發現他們僱用了背景更多樣的員工，提供物品和勞務給更差異更大的公眾。在這種人口朝多族群發展，各族群和宗教團體都緊盯著法律系統張開護翼的環境下，各界都期待大學教導學生和不同種類的人一起有效的工作。同時，有些學者擔心，一個國家有那麼多不同的族群和宗教團體，是否還可以團結成一個社會呢？於是他們寄望大學盡一己之力來培養寬寬容和了解。
沒有一所大學會刻意不幫助學生在多樣性的人口群裡成功的自處。大學如不採取行動，不僅顯得對社會和職場的需求不夠敏感，也顯得忽略校園裡感受深切的問題。當種族間關係開始緊張，婦女憤怒的抗議性暴力，同性戀學生被霸凌，學校當局不能無所反應。他們很快發現，單單制定規則和祭出處罰是不夠的。不論用什麼方式，每一所大學都必須想辦法來作到金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的名言：「我們繼承了一間房子，一間像世界一樣大的房子，在這裡面，有白人或黑人、猶太人或異教徒、清教徒或天主教徒、回教徒或印度教徒，這是一個有不同觀念、文化和利益的家庭，我們必須生活在一起；因為我們無法再分開來生活，所以必須學會如何和平相處」。因此，大學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幫助學生學會在互相了解和尊重之中相處，又要避免對多數族群作出不實及不公平的指控，或避免變成對整個社會的教條式主張。
迎接全球化的社會
美國人發現來自國界以外的影響越來越大：如外國政府、遠方的文化、不同國籍人士及國際危機等。越形自由的貿易使美國人直接面對外界的經濟體，這些經濟體可能創迼工作機會，也可能搶走工作機會。遠方戰爭、恐怖份子威脅及中東石油減產都會波及一般民眾的生活。通訊方式的改變和旅行使跨越國境的機會倍增。環境危害、毒品走私，到貿易戰爭、核子武器等問題，促使我們的政府和其他國家建立新的合作關係。所有的發展都告訴我們，今天的大學生比以前的大學生，需要知道更多國際事務、更了解其他國家及文化。
不論從事企業管理、政府官員、律師或單純的公民，大學畢業生都可能和其他國家及外國人士有所接觸，大學必須對上述挑戰有所反應。實際上如何培養大學生面對這樣的未來，難題重重。沒有人可冀望對世界上那麼多國家（各有其語言和文化）都有基本的了解；也沒有學生在大學時就預見哪一種文化或語言在他們畢業後會很重要；更沒有人可以確切的預測國際場域上的未來事件。因此，大學所面臨的特別挑戰，是如何建構一套可以提升學生理解能力的知識基礎，以幫助學生未來面對國際問題和機會時，能有效的適應和反應。比起其他的大學教育目標，這個任務是嶄新的，彌漫著不確定和混沌。
拓展興趣
另一個比較傳統的大學教育目標，是培養學生的能力、知識和興趣廣度，以便享受豐富的人生。這些興趣可以是智識性的，如歷史和哲學；可以是藝術性的，如了解和欣賞音樂、詩歌和繪畫，或實際從事業餘的藝術創作；也可以是終身可以從事的運動，如網球、游泳或跑步。
擁有廣泛的興趣有諸多益處，可以讓學生以更寬闊的角度作較明智的判斷，以避免過度專業的危險；可以避免生活只被職業占據；可以啟發心靈去思考善與惡、正義與不公、戰爭與和平等長久困擾人類的問題；可以讓人多方浸淫滋潤，避免人生枯燥。
習得廣泛的興趣和知識是美事，但大學該如何回應這個需求呢？這個任務乍看簡單，但那是假定學生記得大部分所教過的東西，尤其是通識教育課。這種假定很不切實際，大部分學生只記得片斷的東西，假如沒有機會用到，還會逐漸淡忘。記憶的限制說明了為什麼蒐集一連串事實和觀念ideas給學生少有效用。企圖要所有學生學習一大串課程以充實經驗，成效也令人懷疑。
大學究竟應該怎麼作呢？是喚醒那些可以鼓舞學生從事終身學習的各種興趣？是教導大學生基本的探究方法（basic methods of inquiry），以使他們有能力探索一些平常較少接觸及較難理解的科目？還是要集中在一些最重要的觀念和教材，仔細並充分的討論，以使學生可以記得他們所學的？
這些問題並不容易解答。毫無疑問的，這也是為什麼一個世紀前就開設的通識教育科目，到今天還是繼續引發熱烈的討論。
就業準備
最後一個仍然有爭議的大學教育目標，是培養學生準備就業。亞里斯多德在《政治學》一書中問道：「是生活中有用的東西，或是德行，還是較高級的知識，才是我們訓練的目標？」今天仍然存在著不同的論點。人文主義學者對就業課程沖淡人文教育的作法，特別有敵意。前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英語系主任和教務副校長威廉‧薛佛（William Schaefer），就這麼說：「最重要的議題是清除大學部課程裡的職業訓練。」30年前哲學家羅伯‧沃夫（Robert Wolff）也力促取消所有職業課程，認為那種教學使學生無法專注於精熟學習；他相信，只有精熟一門學科之後，「一個年輕人才能發現自己，以及發現自己要成為什麼樣的人」；表面膚淺的學習和只專注職業發展，兩者都沒有那種效果。
這些意見似乎偏離了實際。對絕大多數的大學生來說，不論讀什麼學院，大學部的幾年是他們必須選擇一項職業的時間。這個決定對他們一生影響長遠，他們自然必須嚴肅以對，並尋求學校可以提供的一切協助。事實上，假如一個學生沒有仔細思考所要追求的事業，如何可以真正知道「自己要成為什麼樣的人」。要明智的選擇，學生必須學習理解不同行業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及該行業成員共同面對的道德難題，該行業所帶來的心理的和物質的回報，及從事該行業需要的心智、體能和性向。大學理所當然該幫助學生獲取這方面知識，以讓他們在作這項影響未來人生的重大決定時，有明智的抉擇。
大部分的美國大學生不僅需要「選擇」行業，也將直接進入職場尋找一份工作。對這些學生來說，大學是他們準備就業的最後機會，是一個可以給他們這方面技能和知識的最佳正式教育場合。大學如有許多這樣的學生，就很難拒絕給學生這種機會。如果大學真的不提供學生這類學習機會，將因招生不足而關門；既然這些大學沒有為學生準備好就業的能力和條件，關門也是應該的。
當然，培養學生就業能力，並不只是教導學生未來第一或二個工作的基本技能；那樣的課程設計，只有暫時的效果，而且會排擠掉大學教育其他的重要目標。然而，設計恰當的課程，也有困難之處。與其他教育目標相較，大學教授應花多少時間來培養學生就業能力？職業教育和人文教育應如何互相增強，甚至想辦法讓兩者的目標互相交會，而不只是互不關聯的同時存在？傳統的職業課程真能協助學生順利的就業嗎？還是紮實的人文教育長期來看反而比較能幫助學生？這些問題，是那些有許多學生要直接進入職場的大學，需要好好思考和回答的。至於排除職業教育課程，或拒絕培養學生具備令人滿意及有生產力的就業能力，既不務實，也沒有說服力。
以上是我列出的大學教育基本目標。為了清楚起見，在此分開說明。但它們在許多方面彼此互動且互相重疊。道德思考力的課，經由討論特別有趣和爭議的問題，可以幫助學生發展思辨能力。寫作課也可以使學生在思考時更仔細、更具批判性。培養學生成為通情達理的公民課程，也可增加學生學習的廣度。反過來說，探究道德問題、和不同族群的同學生活在一起或學習全球化的現象，都有助於成為一個更通情達理的公民。這種互相增強的特質，有益而無害。一些特殊的課程和活動，可以同時達到幾個教育目的，大學才可能成功的在四年的課程裡，完成上述不同的教育目標。
儘管美國四年制大學有很大的差異，但這裡所描述的目標，似乎不僅適合所有學生，也適合所有機構。很難想像一所大學不願改善大學生的思辨能力，不願增強他們的溝通能力，不願擴充他們的興趣，以及不願考量他們的職業需求。也很難想像大學不願試著改善學生仔細思考道德問題的能力，以及善盡公民責任的能力。各大學達成這些目標的程度，自然有所不同；由於學生來源、資源、教育哲學不同，各大學自有選擇的重點；但各大學所應努力的基本目標似乎仍應相同。
瀏覽上述的目標之後，有些讀者或許認為有些值得追求的目標被忽略了，例如培養想像力和創造力、培育領導能力、發展智慧和判斷力等。沒錯，對有能力追求這些目標的大學，它們都是有價值的目標。然而，如前一章所指出，很多教授也提出令人佩服的目標，卻不知道如何達成那些目標。這些無謂的努力，浪費了學生的時間，使學生失望或幻想破滅。大學應避免這種結果。以這種謹慎的態度，本章所談論的大學教育目的，並不是因為它們是人類所可理解的唯一重要目標，而是因為作者有足夠的了解和信心來推荐這些值得大學追求的目標。
http://www.bookzone.com.tw/event/GB268/colleges02.asp
2008年4月21日 星期一
离开伊斯兰，投奔其他宗教，处死无根据
离开伊斯兰，投奔其他宗教，处死无根据
宗教自由在马来西亚是一个大课题。个人有宗教自由的权利，怎么就这么难让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朋友理解？
还好有这么一些伊斯兰学者和朋友，能够对《可兰经》有正向的理解。下列这篇文章让我看到未来宗教融合的希望。
When Muslims become Christians
Posted by Raja Petra
Monday, 21 April 2008
(BBC News) - I was staggered to learn that the Quran does not say anything about punishing apostates and that its proponents use two hadiths instead to support their view.
There's a widespread belief that the penalty for leaving Islam is death - hence, perhaps, the killing of a British teacher last week. But Shiraz Maher believes attitudes may be softening.
Ziya Miral's parents disowned him when he converted from Islam to Christianity.
"They said 'go away, you're not our son.' They told people I died in an accident rather than having the shame of their son leaving Islam."
It's too easy to say this is just a cultural problem. --Shiraz Maher
Born and raised in Turkey, he decided to convert to Christianity after moving to university. He knew telling his parents would be a difficult moment even though they're not particularly observant Muslims, and he planned to break the news to them gently.
In the end, events overtook him. Before heading back to Turkey for the holidays, Ziya briefly visited a Christian summer camp where he was filmed eating a bowl of spaghetti.
The first his parents heard of his conversion was when they saw Ziya on the national news being described as "an evil missionary" intent on "brainwashing" Turkish children.
His parents decided they would rather tell people that he was dead than acknowledge he was a Christian. And Ziya, who now lives in the UK, is not alone in this experience.
Sophia, which is not her real name, faced similar pressures when she decided to become a Christian. Coming from a Pakistani background but living in east London, 28-year-old Sophia spoke about the extreme cultural pressures her family put her under.
"They kept saying: 'The punishment is death, do you know the punishment is death?"
In the end, Sophia ran away from home. Her mother tracked her down and turned up at her baptism. "I got up to get baptised, that's when my mother got up, ran to the front and tried to pull me out of the water. "My brother was really angry. He reacted and phoned me on my mobile and just said: 'I'm coming down to burn that church."
For Sophia and Ziya, a lot of the prejudice they faced seemed to be borne out of cultural ideas, which are particularly ingrained in the South Asian community relating to notions of family honour.
SENTENCED TO DEATH
Hashem Aghajari, a history professor in Tehran, was sentenced to death for apostasy in Nov 2002. He had said Muslims should not follow clerics "like monkeys". The sentence sparked off a month of student protests and was quashed by Iran's Supreme Court.
Abdul Rahman began a new life in Italy after his trial for apostasy in Kabul collapsed.
But it's too easy to say this is just a cultural problem. Dig a little deeper and you find that there is a theological argument which advocates the death penalty for apostates, which has serious implications for British society.
Last week, British teacher Daud Hassan Ali, 64, was shot dead in Somalia. His widow, Margaret Ali, said her husband was targeted by Islamists who "believe it is ok to kill any man who was born into Islam and left the faith".
Those renouncing their faith for atheism or agnosticism are viewed in a similar way to those who adopt another faith.
A poll conducted by the Policy Exchange last year suggested that over a third of young British Muslims believe that the death penalty should apply for apostasy.
Until recently, I would have shared that view, but since personally rejecting extremism myself, I've been re-examining the issues which I once regarded as conclusive.
Discretion
I was staggered to learn that the Quran does not say anything about punishing apostates and that its proponents use two hadiths instead to support their view. Hadiths are the recorded traditions and sayings of the Prophet which, in addition to the Quran, provide an additional source of Islamic law.
The hadiths which relate to apostasy are linguistically ambiguous and open to interpretation. Distinguished scholars told me that the hadiths actually speak about a death penalty for treason, not apostasy. And even then, they stressed the punishment is discretionary.
I believe the classical law of apostasy in Islam is wrong and based on a misunderstanding.
---- Usama Hassan (Scientist and imam)
Dr Hisham Hellyer is a Fellow of the Oxford Centre for Islamic Studies at University of Oxford, and has researched classical Islamic law.
He believes the death penalty punishment is no longer applicable and should be suspended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Usama Hassan, a Cambridge-educated scientist and an imam, goes further and says the classical scholars were wrong in how they interpreted the Quran. He is unequivocal in denouncing those who advocate the death penalty.
"I believe the classical law of apostasy in Islam is wrong and based on a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sources, because the Quran and Hadith don't actually talk about a death penalty for apostasy."
Last year Egypt's Grand Mufti, Ali Gomaa, unequivocally told the Washington Post that the death penalty for apostasy simply no longer applies. It provoked a flurry of debate in Egypt and the wider Middle East.
Traitor
The idea of killing apostates has become a resurgent theme in recent years, a fact closely-related to the increasing politicisation of Islam since 9/11.
It epitomises the "us and them" mentality felt by many Muslims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 West. And there's an uncomfortable conclusion to all this.
Muslim attitudes towards apostasy are a metaphor for the wider struggle taking place within Islam. ----Shiraz Maher
If there is a death penalty for treason, then who defines what treason is?
Earlier this year a group of men from Birmingham pleaded guilty to charges of conspiring to kidnap and behead a British Muslim solider because they regarded him as a traitor. Joining the British army was to them treason against Islam.
So while the debate surrounding one aspect of apostasy continues, it is simultaneously throwing up an entirely new series of challenges around other issues including what should be considered treason against Islam.
Muslim attitudes towards apostasy are a metaphor for the wider struggle taking place within Islam, between those who argue for a progressive form of Islam and those who argue for more dogmatic interpretations.
Attitudes to apostasy may be a useful barometer for judging where it's headed.
宗教自由在马来西亚是一个大课题。个人有宗教自由的权利，怎么就这么难让那些信奉伊斯兰教的朋友理解？
还好有这么一些伊斯兰学者和朋友，能够对《可兰经》有正向的理解。下列这篇文章让我看到未来宗教融合的希望。
When Muslims become Christians
Posted by Raja Petra
Monday, 21 April 2008
(BBC News) - I was staggered to learn that the Quran does not say anything about punishing apostates and that its proponents use two hadiths instead to support their view.
There's a widespread belief that the penalty for leaving Islam is death - hence, perhaps, the killing of a British teacher last week. But Shiraz Maher believes attitudes may be softening.
Ziya Miral's parents disowned him when he converted from Islam to Christianity.
"They said 'go away, you're not our son.' They told people I died in an accident rather than having the shame of their son leaving Islam."
It's too easy to say this is just a cultural problem. --Shiraz Maher
Born and raised in Turkey, he decided to convert to Christianity after moving to university. He knew telling his parents would be a difficult moment even though they're not particularly observant Muslims, and he planned to break the news to them gently.
In the end, events overtook him. Before heading back to Turkey for the holidays, Ziya briefly visited a Christian summer camp where he was filmed eating a bowl of spaghetti.
The first his parents heard of his conversion was when they saw Ziya on the national news being described as "an evil missionary" intent on "brainwashing" Turkish children.
His parents decided they would rather tell people that he was dead than acknowledge he was a Christian. And Ziya, who now lives in the UK, is not alone in this experience.
Sophia, which is not her real name, faced similar pressures when she decided to become a Christian. Coming from a Pakistani background but living in east London, 28-year-old Sophia spoke about the extreme cultural pressures her family put her under.
"They kept saying: 'The punishment is death, do you know the punishment is death?"
In the end, Sophia ran away from home. Her mother tracked her down and turned up at her baptism. "I got up to get baptised, that's when my mother got up, ran to the front and tried to pull me out of the water. "My brother was really angry. He reacted and phoned me on my mobile and just said: 'I'm coming down to burn that church."
For Sophia and Ziya, a lot of the prejudice they faced seemed to be borne out of cultural ideas, which are particularly ingrained in the South Asian community relating to notions of family honour.
SENTENCED TO DEATH
Hashem Aghajari, a history professor in Tehran, was sentenced to death for apostasy in Nov 2002. He had said Muslims should not follow clerics "like monkeys". The sentence sparked off a month of student protests and was quashed by Iran's Supreme Court.
Abdul Rahman began a new life in Italy after his trial for apostasy in Kabul collapsed.
But it's too easy to say this is just a cultural problem. Dig a little deeper and you find that there is a theological argument which advocates the death penalty for apostates, which has serious implications for British society.
Last week, British teacher Daud Hassan Ali, 64, was shot dead in Somalia. His widow, Margaret Ali, said her husband was targeted by Islamists who "believe it is ok to kill any man who was born into Islam and left the faith".
Those renouncing their faith for atheism or agnosticism are viewed in a similar way to those who adopt another faith.
A poll conducted by the Policy Exchange last year suggested that over a third of young British Muslims believe that the death penalty should apply for apostasy.
Until recently, I would have shared that view, but since personally rejecting extremism myself, I've been re-examining the issues which I once regarded as conclusive.
Discretion
I was staggered to learn that the Quran does not say anything about punishing apostates and that its proponents use two hadiths instead to support their view. Hadiths are the recorded traditions and sayings of the Prophet which, in addition to the Quran, provide an additional source of Islamic law.
The hadiths which relate to apostasy are linguistically ambiguous and open to interpretation. Distinguished scholars told me that the hadiths actually speak about a death penalty for treason, not apostasy. And even then, they stressed the punishment is discretionary.
I believe the classical law of apostasy in Islam is wrong and based on a misunderstanding.
---- Usama Hassan (Scientist and imam)
Dr Hisham Hellyer is a Fellow of the Oxford Centre for Islamic Studies at University of Oxford, and has researched classical Islamic law.
He believes the death penalty punishment is no longer applicable and should be suspended under certain circumstances.
Usama Hassan, a Cambridge-educated scientist and an imam, goes further and says the classical scholars were wrong in how they interpreted the Quran. He is unequivocal in denouncing those who advocate the death penalty.
"I believe the classical law of apostasy in Islam is wrong and based on a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sources, because the Quran and Hadith don't actually talk about a death penalty for apostasy."
Last year Egypt's Grand Mufti, Ali Gomaa, unequivocally told the Washington Post that the death penalty for apostasy simply no longer applies. It provoked a flurry of debate in Egypt and the wider Middle East.
Traitor
The idea of killing apostates has become a resurgent theme in recent years, a fact closely-related to the increasing politicisation of Islam since 9/11.
It epitomises the "us and them" mentality felt by many Muslims between themselves and the West. And there's an uncomfortable conclusion to all this.
Muslim attitudes towards apostasy are a metaphor for the wider struggle taking place within Islam. ----Shiraz Maher
If there is a death penalty for treason, then who defines what treason is?
Earlier this year a group of men from Birmingham pleaded guilty to charges of conspiring to kidnap and behead a British Muslim solider because they regarded him as a traitor. Joining the British army was to them treason against Islam.
So while the debate surrounding one aspect of apostasy continues, it is simultaneously throwing up an entirely new series of challenges around other issues including what should be considered treason against Islam.
Muslim attitudes towards apostasy are a metaphor for the wider struggle taking place within Islam, between those who argue for a progressive form of Islam and those who argue for more dogmatic interpretations.
Attitudes to apostasy may be a useful barometer for judging where it's headed.
2008年4月18日 星期五
掀开世界历史的新章
张济作终于开始写BLOG了。世界将开始不一样了。哈哈！
首先要感谢两张。一大一小，一男一女。大者，男也，吉安先生；小者，女将，嫚欐小姐。
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支援，我还不知如何开始写BLOG。
今天新开张，先抒发一下心情。
2008年3月8日是最令我开心的日子。期盼已久的两线制，终于初露雏形，在野者终于可以有伸展政治抱负的舞台。衷心希望他们可以把握机会，认真为民谋福利，实现真民主。
权力使人腐化。未掌权时态度可能谦卑柔和；掌权后，可不能变得傲慢无礼。我的许多“人民联盟”的朋友，现在开始忙了，难联络上了，希望他们原来真诚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不会随着岁月的流失而变质。
我的患难朋友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我替他们感到高兴。
我特别感念那些从1998年“烈火莫熄”开始，就投入政治改革运动的朋友，尤其是壮志未酬的阿TAN，陈信构。愿他安息，也愿他保佑，使人民公正党不会偏离原来的轨迹。
首先要感谢两张。一大一小，一男一女。大者，男也，吉安先生；小者，女将，嫚欐小姐。
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支援，我还不知如何开始写BLOG。
今天新开张，先抒发一下心情。
2008年3月8日是最令我开心的日子。期盼已久的两线制，终于初露雏形，在野者终于可以有伸展政治抱负的舞台。衷心希望他们可以把握机会，认真为民谋福利，实现真民主。
权力使人腐化。未掌权时态度可能谦卑柔和；掌权后，可不能变得傲慢无礼。我的许多“人民联盟”的朋友，现在开始忙了，难联络上了，希望他们原来真诚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不会随着岁月的流失而变质。
我的患难朋友们终于可以扬眉吐气，我替他们感到高兴。
我特别感念那些从1998年“烈火莫熄”开始，就投入政治改革运动的朋友，尤其是壮志未酬的阿TAN，陈信构。愿他安息，也愿他保佑，使人民公正党不会偏离原来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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